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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《新視界》寫的片評:先鋒、藝術與刺客

文章原載:溫州清潔
文章出處:http://www.bst-tech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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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上世紀8十年代看《車站》和《絕對信號》,我記住了作者高行健。但是我卻不知道林兆華,因為他是導演,我是寫小說的。后來我還追逐過高行健的1本小冊子《現代小說技巧初探》。不僅是我,那時代幾乎所有具有雄心的作家都受過這書的啟蒙。那個年代普遍引用恩格斯對“文藝復興”的論斷:“這是1個多么需要巨人,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。”大家都要想當巨人。   如今時過境遷,沒人想當巨人了,已經是1個“犬儒”的時代,但是林兆華卻仍然在做著他的大事,這就是他被稱為“大導”的首要原因吧。《新視界》這1期的標題,也叫做《林兆華:大導大戲》。從《絕對信號》,到《車站》、《野人》、《狗兒爺涅槃》、《3姐妹·等待戈多》、《趙氏孤兒》、新版《茶館》、歌劇《夜宴》……1路下來,現在又有了1個“大制作”的《刺客》。“大制作”這種說法,由不得人們不想起大片《英雄》、《無極》們,南海空調加雪種陳凱歌也曾是“8十年代之子”,但是如今“金劍已沉埋”。林兆華也感慨“權力和金錢具有太大的誘惑力”,高行健流放到了國外,他避免了1劫,林兆華留在國內,難道他也在劫難逃?   但是林兆華說不。他認為《刺客》仍然在踐行著他的探索。比如企圖用新的觀點來思索“士為知己者死”;又比如讓演員穿上古裝,又保留著現代的短發;又比如,在《絕對信號》中,他讓演員直接與觀眾交流,“進入蜜蜂的想象”那段,蜜蜂追隨著笑聲從車體中走到觀眾面前,而在《刺客》中,仍然“強調演員和觀眾建立聯系”,他還讓舞臺只有1個場景,利用人物隊形變化,虛擬出不同的故事場景,讓觀眾想象戰爭的發生。主演濮存昕警告觀眾要“帶著想象力走進劇場,千萬不要把用歷史劇的概念來套這部劇”。但這是冒險的。在這樣1個時代,迎眾媚眾都惟恐不及,竟然敢對口袋里揣著錢包的觀眾指手畫腳。執著是執著了,但執著是需要資本的。我1直沒想明白,他們的資金從哪里來?不論你愿意不愿意,1切無疑都要落實到“錢”上。看了《新視界》,才知道,林兆華把自己房子都抵押上去了。當然還有投資者,但他對投資者說:“保證我給你回報,我回報不了,要共同承擔風險。”南海空調加雪種們是絕不會跟投資方這樣說話的。我忽然發覺,林兆華們倒很像他導演的刺客:“縱然9死,也無遺憾。”   《刺客》取材于《史記》,這是1個冒險者的故事,1個冒險者屢戰屢敗、屢敗屢戰,甚至不惜毀容吞碳,獲得刺殺的機會。公元前四五三年,晉國大臣智伯興兵伐趙,企圖1舉消滅對方,為實現其取代晉君掃清障礙,不料事與愿違,反被趙襄子所殺。智伯門客豫讓為替主人報仇,假扮囚徒尋機行刺,不幸失手被擒。趙襄子感其忠義,不但放了豫讓,而且從此對豫讓避而遠之。為了接近趙襄子,豫讓不惜以暴虐自殘,希望獲得行刺的機會,終卻再遭失敗,留下1句“士為知己者死,婦為悅己者容”,慷慨赴死。   值得注意的是,豫讓的行刺,并非是為了捍衛道義,鏟除暴君。他所行刺的趙襄子,無論在世人還是在他的眼中,都是明君,而他所侍奉的主人智伯卻是個暴君。然而就因為主人待他如國士,而趙襄子殺了這個主人,他就要用國士的禮節來回報,毅然行刺,他遵循的,說是“士為知己者死”的“義”,其實是他存在的“義”。我們可以設想,假如趙襄子也將他尊為國士,他該怎么辦?或者智伯與趙襄子和解,豫讓該何去何從?“飛鳥盡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在正常的人際關系中,在平淡的和平年代,刺客是要消亡的。所謂刺客,要義就是“刺”,刺客精神,就是搗亂精神。   這使我想起了“先鋒”。林兆華也曾被稱做“先鋒”。雖然他似乎不喜歡這個稱呼,他說“我從來沒先鋒概念,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先鋒。”他甚至說“在我的戲里,無處不在有著中國戲曲美學原則”。他所說的“中國戲曲美學原則”就是被布萊希特撿回來的我們老祖宗的東西。西方戲劇追求寫實,認為戲是對自然的摹仿;中國古代戲曲追求想象,認為戲是對生活的虛擬。林兆華的戲劇里確實有著很明顯的虛擬色彩,無需贅言。但是中國傳統戲劇講究“假定性”,比如騎馬,只揮舞著馬鞭,絕對不會把馬拉上舞臺,而林兆華卻把汽車開上去了,在舞臺上轉圈。實際上,正如他自己接著說的,“藝術創作是破規律的,不受規律局限的。”他想否定“先鋒”,但恰恰印證了“先鋒”。   什么是先鋒?法國先鋒劇作家尤奈斯庫曾經通過查閱詞典的方式,找到了“先鋒”1詞的原意:所謂先鋒,是指1支武裝力量的先頭部隊,其任務是為這支武裝力量進入行動做準備。美國人卡林內斯庫在《現代性的5副面孔》1書中,詳細的考察了“先鋒”這個術語的歷史,描述了它從始于法國大革命的軍事術語轉向社會政治術語,再轉向始于一九世紀初的文化和文學藝術術語的過程,他認為,無論是軍事先鋒還是政治先鋒,抑或是文化先鋒,都有1個共同的特點:“浪漫主義烏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熱”。必須注意的是,烏托邦不等于正確,它只是浪漫;救世也不等于拯救真理。這也就是“刺客”的特點。   其實“先鋒”,并沒有固定的模式,只是1種狀態。批評家張檸歸納:軍事上的“先鋒”冒險、大膽和殘忍,政治上的“先鋒”自由、控制和死亡,文化上的“先鋒”反叛、怪誕和新奇,“先鋒”的文化力量就是1種擺脫了線性時間的結構性力量,它可以有許多表現形式,比如可以是“飛行的人”,不等待大部隊到來獨自行動,也可以是“停滯的人”,不跟著大部隊行動,原地踏步,或者是“狂舞的人”,他們在大部隊的邊緣行走、跳舞、嬉戲、狂歡,他們沒有既定的章法,跟大部隊若即若離,滿心渴望脫離大部隊,他們還以雜亂的腳印攪亂大部隊前進的車轍,他們還吹響“魔笛”,將那些在權力、斗爭、殺戮和瘟疫的城堡中不可自拔的“鼠群”引向森林。無論是哪1種,似乎都可以在林兆華的戲劇中找到佐證。在幾十年的藝術實踐中,他左突右撞,不停地打破常規,打破正常秩序,甚至“評判跟不上他的步伐”。   我曾經在1個訪談里說過:“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是先鋒的,不先鋒就不要寫了。”被《文藝報》1轉載,廣為傳播了,有的作家來電話,半開玩笑說,以后不敢寫作了。其實,只要是真正的寫作,就必須反叛固有的秩序的,必須質疑世俗生活邏輯,所謂創作,就是創造出與這個常態世界不同的反常態世界。這是創作的基本品質,就像林兆華所說的,“有這個天性。”